孙传治 

    沧州文化，犹如一枝红艳凝香的牡丹，点缀着中国大文化。在古代，有诗作收入《诗经》的西周尹吉甫，西汉传播《诗经》的毛苌，隋代山水画家展子虔，唐代“五言长城”刘长卿，清代《四库全书》总纂纪晓岚和咸丰帝师孙葆元……在现代和当代，有著名作家沙千里、刘流、王蒙、蒋子龙，哲学大师张岱年，语言学家张志公，京剧荀派创始人荀慧生，著名歌舞表演艺术家朱明瑛，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白燕升……文化明星罗于天幕，不可尽数。今天，在沧州文化的大背景下，一支顶着芦苇花的沧州沿海文化大军，摇着如椽大笔，恣肆挥洒，在地域文化的长卷上涂抹靓丽和旖旎，成了沧州当代文化之“澜”。从哲学角度研究这一文化现象，对沧州文化的持续发展，当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一、沧州沿海文化现象述略
　　半个多世纪以来，以黄骅为中心的沧州沿海地域，这里的文化人多有建树，不管他们活跃在哪里，都扮演着打眼的角色。有些成了沧州艺术大地上的佼佼者或领军人物，引领沧州文化向高层次发展，有的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颇具影响，这就是沧州沿海文化现象的内涵。理解这一内涵的基础，是粗知沧州沿海文化人的巨大成功。 

　　在当代文学领域，活跃着一个作家群，其代表人物有： 
　　 贾漫，内蒙古自治区作协原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著有诗体小说《野茫茫》，传记文学《诗人贺敬之》，电影文献纪录片脚本《今日的内蒙古》，散文集《我的樱桃园》，诗集《塞上的春天》、《中流击水》、《唱给马背上的民族》、《贾漫诗选》等。 
　　抒情诗《唱给马背上的民族》获自治区诗歌一等奖，《野茫茫》获自治区文学一等奖，电影文献纪录片《今日的内蒙古》获自治区艺术一等奖。文风老辣、朴拙，深为读者喜爱。
　　刘小放，河北省作协原副主席，曾为河北省作协《长城》杂志主编，《文论报》主编，《诗神》杂志副主编。著有诗集《我乡间的妻子》、《春的雕像》、《草民》、《大地之子》、《老家》、《刘小放诗选》等，是中国乡土诗歌的代表人物。
　　何香久，沧州作家协会主席，国家一级作家。著有《何香久诗选》等诗集十一部，《一壶天地小如瓜》、《诱惑红》、《红鱼》、《是是非非说吕后》等中短篇小说、散文集九部，《纪晓岚年谱长编》、《纪晓岚的幽默与智慧》、《金瓶梅传播史》、《金瓶梅汇原》、《中国散文源流史》、《先唐散文名篇题解》、《中国古代散文史大事系年》等学术专著四十余部，校勘整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凌校》、《综合学术本金瓶梅》、《续书大全集》等二十余部（套），主编《中国历代名家散文大系》，《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大系》，《中华散文大辞典》，《纪晓岚全集》，《金瓶梅红楼梦合典》，《麒麟文库》，《中国晚清社会小说文库》等二十余部（套），创作与治学成果达一亿二千万字，部分作品入选《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诗选刊》、《散文选刊》及多种选本，并被译成英、法、日、西班牙文。为学者型诗人、作家。
　　田松林，沧州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国家一级编审。《无名文学》原执行主编，作品散见于《河北文学》、《天津文学》、《长城》、《山西文学》、《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文学刊物。有散文报告文学集《梦的衣裳》、中短篇小说集《黑船》、《老洼》、笔记体小说集《蒲堂闲墨》和民间文学《蒲堂撷英》等刊行于世。其中《蒲堂闲墨》获河北省第七届“文学振兴奖”并《小说月报》第七届“百花文学奖”。另有三百余万字的小说、散文正在整理出版。
　　李浩，中国作协会员，《长城》杂志编辑。在《人民文学》发表《那支长枪》、《闪亮的瓦片》等多篇小说。有小说集《谁生来是刺客》。《人民文学》的编者赞赏李浩小说 “沉实”，说他“有精确的技术，还有狠忍阴骘的力量”。
　　张步云，河北省作协会员，属于厚积薄发的作家。本为党务工作者，耳顺之年开始创作，出道晚但起步高。被国际中华文艺家协会授予“优秀中华文艺家”称号。
　　另有李文岭、田寿明、欧阳北方、董猛、田汝林、张华北、王新华、张福林、许建国、吕建新、夏恩龙、王长松、金子、陈景尧、孙建勋等老中青作家三十余。
　　在书法与刻字领域，沧州沿海人的成就雄傲华北。领军者有书法篆刻家韩焕峰、河北省书协副主席陈茂才和张之。
　　韩焕峰，中国书协会员，河北省书协篆刻委员会主任，沧州市书协副主席，西泠印社社员，沧海印社社长。逾千书印作品先后在《中国书法》、《中国书画报》、《人民日报》、《印林》（台湾）、《新明日报》（新加坡）等国内外百余家报刊发表。篆刻作品先后在日本、比利时、菲律宾展出。参加“第二届、第三届国际篆刻艺术大展”和“巴西国际书画交流大展”，多次捧得金奖。数次出国讲学并办个人书印展。作品被黄河、翰园、神墨、李白、屈原、郑成功、靖海宫楹联艺术碑廊等数十家碑林勒石，被国家博物馆、中央电视台、毛主席纪念堂并多家艺术馆收藏。特别是四方“吉祥”印和篆书铭文《爱莲说》铸在兴凯湖“千年荷园”的高两米余、周长近四米的巨型铜钟上。主编或应请编辑《沧海印社篆刻集》、《墨海遗珠》、《冯书楷书法篆刻》、《中国印学年鉴》、《中国当代印坛大观》等专集十余部。传略和作品载入《中国文艺家传记》、《中国当代书法家名人大辞典》、《中国书法艺术大成》、《西泠印社社员作品集》等辞书或专集百余部。电视艺术片《篆刻家韩焕峰》、《不息斋主》先后在省、香港和中央电视台播放。
　　张之，中国书协会员，现为中国书协刻字委员会副主任，河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沧州市书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作品入选全国第四、六届书法篆刻展，全国第二、三、四、五届刻字展，国际第一、二、三、四、六、八、九届刻字展，首届中国书协会员优秀作品展。获河北省第二届文艺振兴奖、河北省书法艺术节省展一等奖、1998河北“燕赵群星”一等奖、首届华北书法奖、第二届全国刻字展全国奖等。曾任全国第三、四、五届刻字展评委。先后随中国书协代表团赴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访问。
　　此外，做为中国书协会员或成绩特别突出者，还有冯宝麟、刘晓霞、吴雪君、胡庆恩、曹万福等。
　　在美术领域，也有一个画家群，成就大的有田云鹏、李维学、丁宝忠、路汝衡、王彬、王俊峰、赵月起等。
　　田云鹏，中国美协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是中国工笔花鸟画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画作随“神六”遨游太空，多幅画作被国家博物馆收藏，另外，天安门城楼也有他的画作。
　　在新闻领域，沧州沿海一些文化人尽显风流。在北京，有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白燕升、新华社《瞭望》杂志副总编刘东昌；在河北，有《沧州日报》总编田寿明、《沧州日报》编办室主任夏恩龙、网络部主任王丽和《燕赵都市报》驻沧记者站站长李家伟等。
　　白燕升，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其主持风格颇有书卷气，柔婉、俊丽、聪慧，深为百姓喜欢。
　　田寿明，《沧州日报》总编辑，河北省作协会员、河北省杂文学会、散文学会会员。新闻作品先后推出四个国家级典型，九个省级典型。作品曾获河北省“五个一”工程奖、河北新闻奖特等奖。业余时间喜欢文学创作，出版报告文学集《没有皱纹的太阳》，有散文、诗歌、小说散见于多家报刊。
　　沧州沿海这一地域的文化人，在当代文化中取得巨大成功已是不争的事实。全面认识这一地域文化人的地位和作用，还须再看一看沧州文联。在中国，党对文学艺术的领导是通过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来实现的。沧州文联有主席、副主席共四人，沧州沿海人占有三席。一个小小的数字，它映出的是沿海文化人在沧州文学艺术界的领导力。
　　李文岭，沧州市文联主席，出版中短篇小说集《蒲根儿蒲草儿》，小小说《收河的傍晚》获全国小小说大赛一等奖，是沧州作家获此奖项的第一人。在各级报刊发表的中短篇小说，有的在北京、上海、天津获奖，并被《小说选刊》等刊物转载。作为文艺界的领导者，李文岭德才兼备，把沧州文联班子建设成了一个团结、高效的领导集体。四人班子中还有黄骅籍的文联副主席何香久和张之。 
                    
　　 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诸多文艺领域辛勤耕耘的沧州沿海人，他们用自己骄人的业绩熔铸成令人艳羡的沧州沿海文化，如出水新荷，芳姿绰约，清香溢远。
　　二、关于沧州沿海文化现象的哲学思考
　　第一，辩证唯物主义告诉人们：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依一定条件互相转化。对此，中国的先哲则表述为物极则必反，否极则泰来。研究沧州沿海文化现象，当从历史的角度纵向审视它的过去，一个数千年处于文化黑暗中且苦到不能再苦的人群，他们总有见天日的一天，沧州沿海文化总有由落后转化为繁荣的一天，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古时，沧州沿海一带，三经海浸，土地贫瘠，芦苇丛生，草洼连
　　绵数百里，洼大村稀，荒凉凄绝。这里常是旱涝交替、蝗灾肆虐，当地流传一民谣：“涝了收蛤蟆，旱了收蚂蚱，不旱不涝收碱嘎巴。”这一民谣道尽了沧州沿海一带自然环境之恶劣。特别是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人们日出而作，日没而息，一家门口一个天，人们见闻不出乡里，交往止于四邻，不知视野之外还有什么天地，正所谓“各人吃饭各人饱”。他们生活在封闭的圈子里，与外界缺乏联系，互相隔离，在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深渊里苦苦挣扎着。出于一种自然的要求，任何地域包括困苦地域的人民都愿意亲近文学艺术，以之作为紧张劳动后的休息和净化。据说解放前的一年，黄骅的一个村要唱大戏，因为那里的百姓从未看过大戏，于是请来一位叫“知识二大娘”的妇女，说依着她的样子看戏。这位二大娘看戏时犯了癫痫病，在地上乱滚，全村的人都学她的样子，在地上滚起来。如此落后的文化，令人心生无限的悲哀和同情。
　　沧州沿海的百姓渴望文化，因此，这一地域蓄积着对文化艺术的巨大需求。起始，识得几个字的人弄出了一个“小寡妇上坟”，传唱了几代。还有一位私塾先生编了一个“小纲鉴”，唱的是历史（后经田松林挖掘，皆收进他的《蒲堂撷英》）。解放后，随着社会的发展，那里的文化也在缓慢地发展和丰富，出了一个贾漫，还出了一位军旅记者刘乐群。受他们的影响，一些人喜欢上了创作，而且有了一些成果，这一些人又影响了一大片人，有更多的人喜欢上了文学艺术，这应该是当今沧州沿海文化现象的肇始。到今天，四十年的积累，沧州沿海文化从低谷走了出来，而且站在了沧州文化的高处，几千年的文化贫乏，至此开始转向繁荣。
　　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用静止、僵化的观点看待自然界。自然界从来都是充满生机的，是变化无穷的。所以，《易传·系辞》说：“《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它在告诉人们，“天”、“地”，“乾”、“坤”始终处于自身的矛盾运动体系中，而且这种变化是无穷无尽的。《易传·序卦》说的“物不可以终否”，它的意思再延伸就是讲“否极泰来”。我们无论是认识自然、观察社会，还是对人对事，都要用运动、变化的观点看到它们的运动变化，不能把事物看成是凝固的、僵死不变的东西。势力一旦达到鼎盛，然后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这就是《老子》说的“物壮则老”，或者叫“物极则必反”。我国古代先哲们多有对矛盾转化规律的至论。《列子·仲尼》说“物不至者则不反”。就是说事物不发展到极点，就不会走向反面。庄子说：“盛衰之杀，变化之流也。”他认为宇宙是一个生灭相转、变化不已的大过程。《管子·重令》的“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同样是在说明自然界发展变化的规律：事物发展到顶点就要走向反面，发展到极盛就要走向衰落。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把运动变化的道理说得非常通俗。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告诫人们：“不应当把这些对立看作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当看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毛泽东的《矛盾论》对矛盾转化表述得更深刻、更明晰：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
　　我们现在讲，凡事都有一个量的规定性，如果超过了这种规定性，那么，事物就要朝相反的方向转化。一个地域，其文艺坠落到“谷底”，且超越了量的规定性，超越了那个转化的临界点，接下来必然会向繁荣发展，会向高峰飞腾。在几千年的岁月中，沧州沿海的经济和文化落后到了极点。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朔黄铁路、黄骅大港和黄骅电厂等等，带动了沧州沿海经济的腾飞和文化的繁荣，应当说，这是唯物辩证法所规定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唯物辩证法还告诉人们：矛盾的转化，内因是根据。沧州沿海文化向繁荣转化，沧州沿海人的性格当是一个重要的内因。
　　在苦水泡大的沧州沿海人，有着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和求索精神，加上艰苦环境磨砺出的极强忍耐力，使他们的“争先”意识一代比一代强烈。他们的眼睛时时在盯着机遇，一旦机会来了，就紧抓不放，锲而不舍，使得那些“心气高”的沧州沿海人，在某一文学艺术领域有了绝招、绝活，有了一招鲜。于是，成功者就成了黑暗中的一盏灯，就成了文化路上的一面旗，给那些求索、奋斗的沧州沿海人提了神。比如，贾漫的作品由教师拿到课堂上，便有了田松林一群喜欢创作的年轻人。田松林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又带动了如刘小放一样的新一代文学青年。一个文化人，就是一颗种子，撒下这颗种子，就会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加之适合的外因条件，沧州沿海文化便开始繁荣起来。
　　第二，从哲学认识论或逻辑结构的意义上说，思维方式是人类文化现象的深层本质，是一切文化的主体设计者和承担者。作为一种文化选择，思维方式是由那个地域的人群与其生存环境（主要指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所决定的。沧州沿海人的思维形式应属于整体思维，其决定着沧州沿海人的社会实践和一切文化活动。
　　在整个人类文化现象中，思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沧州沿海文化现象，应当研究沧州沿海人的思维方式，因为这是决定沧州沿海文化如何发育的一项重要的控制因素，在一定意义上讲，把握它，也就把握了沧州沿海文化生成、演进的纲要。
　　沧州沿海人的思维，就其基本模式及其方法而言，它是经验综合型的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就其基本程序和定势而言，则是意象性的意象思维和主体内向思维，这集中表现在五个基本点上：一是重视形象思维，善于将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融会贯通；二是主体意识较强，有浓厚的情感因素；三是长于直觉思维和内心体验；四是喜平衡均势，重和谐统一；五是强调整体，尤其是关注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因此说，黄骅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有着明显的阴性偏向。阴阳理论讲“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性偏向决不是说黄骅没有阳刚雄乾。从文学艺术作品所透出的特色来看，何香久的诗歌，长于抒情，透着一种朦胧美和柔性美。张步云的诗歌诗意深婉、情思绵邈，透着一种清丽美和明雅美。另外，诗歌本身是属于抒情性的，作为沧州沿海籍作家中的一流诗人贾漫、刘小放、何香久，他们的艺术特色是沧州沿海人思维形式的具有浓厚情感因素的铁证。田松林的小说，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写和细节描写，那是长于内心体验的印证。田云鹏的工笔画，诸如气韵、意象、虚实、性灵等美学特色，是主体意象思维的派生物。几位艺术家的艺术特色已经为沧州沿海人的思维模式作了注脚。
　　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构成了沧州沿海人的思维内容。而“大洼文　学”就是这一思维内容孕育的奇葩。
　　沧州沿海的农民和渔民，在海上捕鱼，在洼淀劳作，在野地忙夏忙秋，常常是脱光衣服，一丝不挂，这种远离文明的荒蛮，无疑给这一地域文化基因提供了营养。因此，沿海文化人的一些当代作品，逼近了这一地域人群凝重的血性和人性的内核，我们非常容易地能通过这些作品感应到那里先民们淳朴的心灵，感受到“大洼文学”特有的气息。
　　作家田松林是地地道道的大洼土著，他曾与少时的小伙伴们一起摸鱼打草，一起逮蚂蚱，一起钻大洼拾鸟蛋。大洼的沧桑变化，大洼的风尚习俗，清晰地烙印在他的心里。他把在这里长期经营与日积月累的丰富的生活感受作为艺术创作的素材，那生活积累之厚到了“万物富于胸中”的地步，创作出“芦淀中秋”、“雁鸣芦花湾”、“芦花飘飘”、“黑船”等脍炙人口小说，结集为两个中短篇小说集，成为“大洼文学”的奠基之作。
　　河北省文联副主席刘小放在为李文岭的小说集《蒲根儿蒲草儿》写的序里说，“那是一片老盐土，一片古老的退海地，繁衍着一片黄菜、碱蓬、荆条、蒲苇，构筑了野茫茫的大洼，古堡似的村落。这地方天高风烈、水咸土薄，孕育了一茬茬苦草野种，雕塑了渤海滩独异的自然形态和人生风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沧州沿海恶劣的自然环境铸就了沧州沿海人奋斗、刚毅、执着、向上、淳朴的性格，这种人类特殊的品格，正是改变文化落后状况所必需的精神，成就了沧州沿海一些人在文化上的追求。清末的贾恩绂，少有大志，住“思易草房”，笃信“肃极则复，否极则泰”的易道，其为文尽显苍郁。当代篆刻家韩焕峰，父母早逝，十三岁放羊自立，竟然在奋斗中成了享誉全国的篆刻大家。他的篆刻作品，高古、苍茫、苦涩，那些混沌奇诡的文字，传导着一个久远时代的足音。
　　几千年来，沧州沿海这一地域，多水而水是柔的，荒碱而荒碱泛着苍凉。这柔性和苍凉会渗透到这一地域的每一个角落，渗透到每一个人的每一个毛孔里。也就是说这一个地区不仅融进历史长河里天时的特征，地理的特征，连人的特征也融入其中。形成了一个统一体，在这里出生的人，无不打上这个地区的烙印，他有这一地域的DNA，他固守着这一地域人群的思维形式，而这种思维形式决定着沧州沿海人的社会实践和一切文化活动。这是我们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理解沧州沿海文化现象的又一理论支点。
　　三、沧州沿海文化现象的大走势
　　沧州沿海文化现象的发生和演进，是由那个地域文化基因所规定的。沧州沿海人的思维方式和心理底层结构就是这种文化基因的外在表现。沧州沿海人的思维方式，着重于直观的思考，把个人、自然和社会作为一种统一体来考察，因而注重综合、朦胧、内向、无我、亲和、精神、协调和情绪，使其行为多感情、多冥想、多宽容、多柔软而少分析、少怀疑、少批判。换言之，就是长于综合而弱于分析，多辩证思维而少分析思维，表现为阴性偏向。
　　任何民族、任何地域的人群，都有自己相对稳定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方式有极强的继承性和守常性，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不为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上的巨大变革所动，但也并非绝对不变。世界不同文化发展的历史告诉人们：谁也不能以自己为中心而拒绝外来文化，拒绝别人思维形式中先进的东西。正确的选择是全力找到不同文化的结合点，找到“移植”外来文化适合的土壤，进行有效的“移植”。就沧州沿海来说，要注意吸收别人思维方式中的合理成分，使辩证思维条理化，分析思维精密化，实现辩证思维与分析思维的统一。
　　就中西文化的关系，梁启超主张“淬砺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其实就是说要我们继承内倾性，吸收外向性；继承稳定性，吸收变动性；继承直观性，吸收逻辑性。不断完善和发展积极正确的东西，防止和克服消极的错误的东西，在新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历史上，我们中国曾对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有过深刻的影响，现在，我们同样要注意吸收西方文化中许多有用的东西，扩展视野，积累知识，从而实现沧州沿海文化与异地文化的大融合，实现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大融合，创作出象“伤痕文学”那样政治灵敏性极强的作品，创作出象《乔厂长上任记》那样跳动着时代脉搏的作品，这应是沧州沿海文化的大走势。文化与经济是一种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一个地域文化的繁荣，伴着经济的发展，将使这一地域更深厚、更文气、更阳光。希望这种大走势对于沧州文化的繁荣也有一种启示，并希望沧州文化与沧州沿海经济同时繁荣和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