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晓岚与《四库全书》（二）--沧州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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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晓岚与《四库全书》（二）

cangzhou168.com　　发布：2007-11-3 8:06:10　　来自：转载　　浏览：次

        二、   曾读人间未见书
                                ——入主四库馆的纪晓岚

        乾降三十八年（1773年）纪晓岚五十岁，天隆大任于斯人，他受诏总纂《四库全书》，他一生的辉煌与荣耀，在此达到了顶点。
        纪晓岚一生做过的大事，总起来看有两大类，一是当考官，二是修书。他先后当过乾隆已卯山西乡试正考官、庚辰会试同考官、壬午本省乡试同考官、提督福建学政、甲辰会试副总裁官，己酉武会试正总裁官、嘉庆丙辰会试正总裁官、己末武会试正总裁官、壬戌会试正总裁官。每赴其任，必有诗传示同僚，以躬谨相勉。他不惮余力，奖掖后进，所以他门人最多，经他的手，提携了许多人才。
        而学术活动又是他一生主要的业绩，他一直是官方学术工作的领导人，凡有编辑之役，修书之事，他必在其间。他历充武英殿纂修官，“三通”馆（通史、通志、通典）提调兼纂修官，“功臣馆”总纂官，《胜朝诸臣殉节录》总纂官、国史馆总纂官、方略馆总校官、《四库全书》总纂官、《职官表》总纂官、《八旗通志》总纂官、实录馆副总裁官、会典馆副总裁官等。一生中他参与了多少重要典籍的编修，不可胜数。
        可以说这两件做得最多的事纪晓岚也做得最出色。当考官，他是最好的考官，笔记小说中记他当考官的故事也最多。即使在他去世前的两年，他仍出场做了一次正考官。没想到这最后一次出场，让他遇到了一些麻烦。
        在还没有发榜以前，外边就已经有人传扬前几名的名字了，这是件了不起的大事，有人密告了嘉庆皇帝，嘉庆皇帝十分恼火，立该派人追查谁走漏了发榜的消息。一时间，参与了这场会试的大小官员，无人人自危。纪晓岚想，这一路追查下来，不知有多少人要株连下狱，而且不管问题出在谁身上，他这个正考官的责任都推不掉。他思之再三，拿定了一个主意。
        这天嘉庆皇帝召见纪晓岚，查问科场泄密这件事，纪晓岚跪下，从容奏道：“皇上不必动怒，臣即是泄漏之人”。这一下轮到嘉庆皇帝吃惊了，纪晓岚做考官做了一辈子，从来没出过错，一向小心谨慎，这种事怎第会出在他身上呢？纪晓岚看出了嘉庆皇帝的犹豫就说：“圣上明鉴，这泄漏之事，也是臣出于无意。臣书生习气，见到佳句必然高声吟哦，或记诵其句，欲访知为何人手笔，无意之中不免泄漏。臣甘愿领罪，惟求圣上开恩，不要株连他人”。纪晓岚这么一说，嘉庆皇帝气消了，立即撤回了追查考案的大臣，这场风波于是平息了下来。所有参加会考的官员都对纪晓岚敬佩备至。
        纪晓岚当考官，可以说当到了“爱才如命”的程度，每发现一个人才，都让他激奋不已，比如乾隆皇帝四十九年甲辰会试，江苏阳湖洪亮吉应礼部会试，这礼部会试是三月结束，可是本房的两位阅卷官到四月四日才以三场试卷一并荐与纪晓岚。纪晓岚奇赏洪亮吉的卷子，必欲置于第一名，另一位主考官不同意。理由是洪亮吉的考卷出来的晚，欲置四十名以外，纪晓岚坚持不允，两人争得面红耳赤，最后吵骂了起来，这件事虽说经人调停下来，但洪亮吉也给耽误了。纪晓岚心里十分难过，就在洪亮吉的卷尾写了六首《惜春词》，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万紫千红号花海，冠春毕竟让槐黄”。直言不讳地写出了对洪亮吉落榜的不平。出闱以后，马上到洪亮吉住的地方去见他，勉励他一定不要泄气，努力再考。
        乾隆五十五年，洪亮吉果不负纪师重望，进入翰林，后成为一代学问大家。
        说了这么多纪晓岚做考官，那么他做考官和修《四库全书》有什么关系？这关系大了，从纪晓岚做考官，可看出他的人品与风格。做考官，他“爱才如命”，修四库，他爱书如命，在文化专制非常暴虐的政治环境下，以一己之力，保护了很多好书免遭“秦火”，做考官，他敢于承担责任，修四库，他也是这样，在四库馆担风险比做考官担风险不同，出了一点问题就有可能掉脑袋，但纪晓岚从来不曾推诿自己的过失，而且勇于担当。后面我们会讲到。
        纪晓岚在《四库全书》馆工作的时间最长，共十九年，可以说是从始到终主持了这一项旷古文化工程。
        我们先来谈谈《四库全书》纂修的文化背景。
        早在乾隆初年，也就是距开馆修“四库”的三十八年前，有一位山东学者名叫周永年的，他写了一篇文章名《儒藏说》，大声疾呼以朝廷之力保护儒家经典，“俾古人著述之可传者，自今日永无散失，以与天下万世共读之”。周永年的建议，一直影响着当时的学术界。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借乾隆下诏访书之机，提出搜访校录书籍的四条建议，（一）对旧本抄本的搜集，应视为当务之急；（二）“中秘书籍，当标举现有者以补其余”。也就是说要充分利用皇家藏书，首先要公布朝廷藏书目录，以便地方官员搜求所未备，另外，派人从内廷收藏的《永乐大典》中辑录已亡佚的古代典籍。（三）著录与校勘并重，每收一书，先加以考订，写出内容提要，作为编书时的参照。（四）“金石之刻，图谱之学，在所必录”。朱筠的上书，直接导致了《四库全书》的修纂。
        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初六日，乾隆皇帝从朱筠之奏，派军机大臣为总裁官，校办《永乐大典》，并命以《图书集成》与《永乐大典》互为校核。三月二十八日，又谕将《永乐大典》“详加别择校勘”，“择其醇备付梓流传，余亦录存汇辑，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统按经史子集编定目录，命为《四库全书》，俾古今图书荟萃无遣，永照艺林盛轨”。
        这里有必要说一说“永乐大典”和《图书集成》。
       《永乐大典》是明代的一部类书，永乐元年七月明成祖下诏编辑，二年十一月书成，赐名《文献大成》，这部书的总纂是解缙，有一百四十七位学者参与了编纂工作。不久，明成祖以所纂尚多未备，再次命解缙、姚广孝等三人为监修、王景等五人为总裁，邹辑等二十人为副总裁，重加修辑，参与其事者有两千一百六十九人，永乐五年十一月书成，改赐名《永乐大典》。这部书有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装成一万一千九百九十五册，重录正副二本，到隆庆初告成，贮于文渊阁（即清时之内阁在库），其副本贮皇史成。
        从《永乐大典》中完全辑出收入《四库全书》的图书有四千九百二十六卷，三百八十五种，这个数目不是很大。
       《图书集成》原名《御定古今图书集成》，也是一部大型类书，其编纂经历了顺治、康熙、雍正三朝，草创于顺治中，主其事者为陈梦雷。康熙年间重修，印成于雍正，全书分为六汇编三十二典，六千一百零九部，共一万卷，可与《永乐大典》互相参照。
        乾隆自诩为“十全老人”，他不仅期望在武功上超越乃祖乃父，而且期望在文治上也超越历代帝王。早在继位之初，他就开设博学鸿词科，扩充科举取录名额。同时开馆修书，先后完成《皇朝文献考》、《续文献通考》等一大批史书的编纂。继位三十年之后，他下决心要编纂出规模更为宏大的一部超过历史上任何类书的大型文库。更重要的，他想通过修书，达到以下个人目的：
        第一是关于他本人。康熙时，有雍正与海宁陈氏易子之民间传言，所以后来有乾隆皇帝似汉非满之说，朝野流传，必有人记载于书，乾隆皇帝想通过采集民间遗书的机会，湮灭此类不美的记载。
        第二是关于宫闱。清代宫闱之乱，几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雍正、乾隆之际，就曾下旨，内监等国家政事，不许妄行传说，犯者正法。宫闱之乱传于民间，也必有人记之于书，所以乾隆欲借采民间遗书的机会，把这些不美的记载彻底湮灭。
        第三是关于宗室。父子之变，兄弟之祸，
        骨肉相残，这些丑闻在清代亦屡见不鲜，流传开来，对宗室危害甚大，所以要借采集民间遗书的机会，把这些损害宗室名誉的书予以禁毁。
        第四是关于种族。清以满族人入主中国，汉人的反对也是理所当然。排满的学说散布民间，不能不说是清朝统治者的心腹大患，所以这一类书籍必须彻底清理。
        第五是关于党争。乾隆即位以来，鄂尔泰、张廷玉两派党争非常激烈，鄂尔泰为人方正，力持大体。张廷玉人略圆通，阳承意旨。乾隆表面上力排朋党，实际上左袒张廷玉，修《四库全书》，最赞同的权臣是于敏中，最持反对意见的是刘统勋，于敏中是张廷玉的嫡派，刘统勋是鄂尔泰的嫡派，所以乾隆皇帝用于敏中之议下诏开馆，也表明了他的一种立场和态度。当然后来刘统勋又赞同修书，并力荐纪晓岚出任总纂，这是后话。
        第六是关于当时的社会思潮。当时的思想界，存在着崇尚汉儒、鄙薄宋儒的思想倾向，乾隆皇帝开馆修书，也有顺应时代潮流，牢笼当时旭日东升的汉学派的私意。
        出于以上种种私意，所以乾隆皇帝才下决心启动这一项庞大的文化工程。
        按照乾隆皇帝的指示，《四库全书》馆在京城东安门外的翰林院宣告成立，“四库馆”与“清秘堂”相对，院子里有一泓池水，亭台相映，布局十分优雅。
        刚才我说了，《四库全书》这个名字是乾隆皇帝钦定的，所谓“四库”，是经、史、子、集的总称，那么《四库》之名和经史子集之分别是不是始于乾隆呢？不是。经史子集之分始于晋，晋初荀勗与张华整理政府藏书，撰述目次，即将其分为甲、乙、丙、丁四部，甲部为六艺、小学之书；乙部为诸子、兵法，术数之书；丙部为史记及其它记载之书；丁部为诗赋、图赞、汲冢之书。经史子集之顺序排列定于东晋，东晋初政府藏书混乱无序，李充删除繁重，以类相从，仍旧分为四部，甲部为五经之属，乙部为史记之属，丙部为诸子之属，丁部为诗赋之属，这已经有了经史子集的明确分野。《四库》之名，则始于初唐。玄宗时于两都各聚书四部，仍以甲、乙、丙、丁为次，分经史子集四库，经史子集四大类从此确定，“四库”之名，也由此确立。至于“全书”之名，则始于宋，盛行于明代，明代一些个人全集，也往往叫“全书”。
       《四库全书》的纂修，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不仅要有周密的组织与筹划，而且要有一批有相当学术水平和眼力的学者参与其事，所以东阁大学士刘统勋两次上奏章，首荐纪晓岚出任总纂官。
        刘统勋，山东诸城人，雍正二年进士，也就是说他当进士的那年纪晓岚刚刚出生。他服官五十年，以刚直之名闻于朝野。乾隆十二年顺天乡试，刘统勋为副考官，纪晓岚以第一名解元夺魁，刘统勋是他的座师，是他进入仕途的引路人。纪晓岚漏言卢见曾，刘统勋亲自奉命审理，不徇私情，“四库馆”开，又以纪晓岚之名首荐，纪晓岚与刘统勋的交谊极深，同他的儿子刘墉也是一生的密友。
        在整个“四库”馆中，总纂官的职务是最重要的。在总纂官的职务之上，还有最高长官，即“四库馆”的正副总裁，有正总裁十六人，副总裁十人。正总裁中，领衔的是永瑢，乾隆皇帝的第六子，是一位诗人、画家。接下来是永璇，乾隆皇帝第八子；永瑆，乾隆皇帝第十一子，也是一位诗人、画家。这三位皇子之下是东阁大学士刘统勋，“四库”馆开馆半年后，刘统勋瘁死在上朝的路上。刘统勋之下还有舒赫德、阿桂、于敏中、英廉、程景伊、嵇璜
        福隆安、和珅、蔡新、裘曰修、王际华。副总裁有梁国治、曹秀先、刘墉、王杰、金简、彭元瑞、钱汝诚、董浩、曹文埴、沈初等。都是当时位置很高的权臣。除了大学士就是六部尚书，最低也是六部侍郎。但他们大都是挂名而已，并不真正处理修书事务，有要事上奏，还是以正总裁的名份出面。副总裁中只有金简和福隆安负责管理刊刻装璜的具体事务。
        总纂官的职务有三人担任，除了纪晓岚之外还有陆锡熊和孙士毅。孙士毅在馆时间不长，陆锡熊也到馆校晚，而且也是死在任上的。这是后话，后话后面再说。实际上只有纪晓岚一个人看见了“四库”最后的成书，他在“四库馆”工作了近二十年。
        总纂官下面有总校官和各门类的纂修官，他们只负责局部的、具体的辑佚、查勘和编写提要的工作。从总裁、副总裁、总纂，总阅到以下各门类纂修官，共三百六十人，其中旗人不到六分之一，正总裁名单中旗人最多，有八人，占一半。副总裁有一人，总阅二人，提调六人，缮书处分校一人，其余则多任督催、收掌、监造等职，所以“四库”馆中的中坚力量，是汉族学者。（金简是朝鲜籍人）另外，“四库”馆还有誉录员工一千余人，前后其有四千多人参与其事，这在世界编辑史上，也算得上前无古人的奇观了。
        总纂官的任务，就是对这么一个大摊子负起总责，总揽全局，其职掌之重，不难想像。
        修“四库”的工作之艰苦是难以想象的，馆臣们夜以继日，“无一息之闲”，经常要通宵达旦地加班加点。但是纪晓岚却精神亢奋，一种成就感激励着他，他写下《自题校勘〈四库全书〉砚》一诗，表达了自己的自豪之情，诗中写道：

                  检校牙签十万余，濡毫滴渴玉蟾蜍。
                  汗青头白休相笑，曾读人间未见书。

         然而，纪晓岚这种亢奋的心情没能保持多久，一种灾难的阴影却深深地把他笼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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