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蕉鹿何须问是非
                               ——修书险境中的纪晓岚
                   
         《四库全书》馆的开馆，应该说揭开了中国文史上既辉煌而又沉重的一幕。“四库馆”臣，皆为一时之选，应该说，他们代表着一个时代，他们都是时代的精英。纪晓岚与彭元瑞，有“南北两才子”之目；邵晋涵、周永年、余集、戴震、杨昌霖皆以才华名世，由于他们不是以翰林身份进入“四库馆”的，因此被称为“五征君”。正如纪晓岚所说“时馆阁英俊毕预是选，咸踔厉风发，挺然有以自见”。
          按照《四库全书》的编纂程序，纂修官首先对各类书籍加以初步整理甄别，接下来进行详细的参订校阅，然后将自己经手的每种收籍撰写出提要初稿，集中送到总纂官纪晓岚和陆锡熊处。
          纪晓岚和陆锡熊的工作大体上有三个步骤，第一是根据各纂修官提出的“应刊刻”、“应抄录”、“酌存目”，“毋庸存目”等意见，检阅原书，决定各书的存录与否。第二步，将他们去取留舍的最后意见呈交乾隆皇帝审批决定，经皇帝审阅后决定收录的书，交武英殿的缮书处抄写，总纂官则进而对入选的各篇提要逐一进行认真的修订，再三润饰。第三步，在完成考核审定提要的工作后，总纂官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体例，统盘筹划，把各篇提要排纂成篇，完成《四库全书总目》。
          《四库全书》虽属巨著，但选收典藉毕竟有限，其所收典藉，与浩如烟海的三千年文献相比，无疑是沧海一粟。因此，选收典藉是一项十分繁重且细致的工作。我们知道，清以前历代藏书，往往精华与糟粕并蓄，真伪纠结，珉玉杂陈，优劣不分。异常丰富又异常复杂。因此，辨真伪，考优劣就成了第一要务。《四库全书》在纂修过程中，态度极其严谨审慎。权衡弃取，反复斟酌。纂修者在对浩博纷繁的历代藏书进行普遍分析审查的基础上选录了著录，存目之书，又在著录、存目之书逐书逐页一一审查的基础上，将著录、存目之书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其上者”，也就是非常好的书，自然悉数编录，而不让它遗漏。第二类是“其次者”，也就是比较好的书，则长短并列，玉疵兼收，以使“瑕瑜之不掩”。实际上对于第二类，在编录的同时，还要“兼匡厥谬”，也就是对那些在当时被认为“违碍”的语句进行削删改动，然后编录。第三类，即《四库》所不收者，对这类书列入存目，以备考核。由于在纂修过程中对历代成长书确实下了一番辩别、审查的功夫，所以在选收典藉的数量和质量方面，是任何前代所编丛书难以比拟的。从这一方面说，《四库全书》不能不是一部空前的巨著。
          纪晓岚生活的时代，是所谓“雍乾盛世”，也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的一个时代。尤其是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封建专制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一历史时期最显著的特点，便是大规模文字狱的兴起。可以说，纪晓岚是在一片文化专制的风声鹤唳之中，入主《四库全书》纂修之事的。
          早在乾隆六年，乾隆皇帝就曾下诏征求图书，但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所以三十七年正月再次下诏，不料却仍是响应者寥寥。他于同年十月又下一道圣旨，严令督抚、学政从速访求，还是作用不大，到三十八年三月再次下诏，就不那么客气了，他威胁各省督抚、学政“且此事并非难办，尚尔率略如此，其他尚可问乎”。意思是这件事并不难办，你们还这么草率推诿，其他的事用不着问了，这是明明白白指责他们赎职。他还指责藏书家有顾虑，不听他的招呼。
          也别怪官员和藏书家们不积极，文字狱那么猖獗，如果所进呈的书被认为是逆书，不但藏书家会获罪，那些进书的督抚、学政都免不了脑袋搬家，所以大家宁愿少一事也不愿多一事，所以乾隆皇帝不得不又下一道圣谕，给藏书家和各省督抚官员们吃吃宽心丸，说既使献上的书有问题，也不追究，但如果哪个藏书家不将藏书目录主动交给官府，一旦发现未报的书有什么问题，那时就绝不饶你了。
          虽说是面向全国征集图书，但重点却只在江、浙两省，一是这两个省是当时经济上最富庶，文化上也最发达的地区，藏书最多。一些著名的藏书楼，如昆山徐氏传是楼、常熟钱氏述左堂、嘉兴项氏天籁阁、朱氏曝书亭、杭州赵氏小山堂、宁波范氏天一阁等，全在这一带。二是因为这两个省抗清反满的情绪最激烈，受清兵的屠杀也最惨，“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城守”，这些最残酷最壮烈的事件都出在江浙，所以江、浙地区反满意识也最强烈。这就是乾隆皇帝对江浙地区特别注意的主要原因。
          有了一道又一道的严旨，督抚们不敢怠慢，以上那十余家著名的藏书大家，是乾隆皇帝“钦点”的，自然要一网打尽，到乾隆三十八年，各省进献图书有万余种之多。
          到了这时，乾隆皇帝突然变脸，又下一道谕旨，明确宣布：第一，所进书籍有违碍者必须销毁，不再发还原收藏者。第二，对督抚们不详细检查违碍图书进行斥责，实际上是命令他们共同参与禁毁工作。督抚们一个个各显神通，江苏省派教官和佐杂小官挨家挨户去查抄，甚至花高价从书店把存书买来凑数上缴。这就样乾隆皇帝还不满意，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因地处偏僻的江西省所缴图书数量超过了江、浙两省，便对江浙两省督抚大加训斥。可以说，全国各地这种搜缴违碍图书的工作，不但在编纂《四库全书》期间一直在进行，直到乾隆末年也未停下来。
          就在四库馆刚刚开馆的第二年，因为几乎牵扯进了一件离奇的“献书案”，让纪晓岚实在是心惊肉跳的过了一段日子。
          乾隆三十九年，纪晓岚老家不远的盐山县韩村（现在黄骅市城关）一位姓王名珣的回民，让他哥哥王琦进京投递字帖给户部侍郎金简，里面有诗文三本，并称家中有神书《滕王阁序》文，又有神联一对，都是仙笔。由于当时文字狱已经兴起，金简对这一点十分敏感，于是上奏朝廷，乾隆皇帝立即下令将王琦逮捕，随后又把王珣押赴京师审讯，王珣在供词中牵扯到纪晓岚，说他平生仰慕纪晓岚的才学，说当时仙人说纪翰林与王珣都是圣门弟子，纪翰林是子贡转世，王珣是颜回转世，所以想把仙人写的字送给他。可是托人给纪翰林送来，他不肯收，因为纪翰林几次不收仙人的字，我只得作文进呈，作了四本书，这四本是从前纪翰林没见到过的，其中俱是申明四本大义的意思，……云云。一看这人就是个疯子。这个案子牵连了很多人，有盐山县知县陈洪书，沧州州学学正许江令，有韩村外委张德仁，有羊二庄千总张成德，还有平民张文礼，盐山县学教官诸葛移、静海四通口守备尹延龙、韩村外委营兵张建宗等。他们的罪名，当官的是隐情不予上达，查办不力，平民则是因替王珣传递妖书。
          这件案子虽起于民间，但办案人的规格很高，竟由军机大臣于敏中亲自查处，以王珣读书不成，捏造神仙托字，哄骗钱财，甚至编造狂妄之语诋毁朝廷，丧心病狂，情节恶劣，应将该犯依照“造妖书”律处斩立决。其兄王琦发配新疆，给戍边军官为奴，盐山知县陈洪书被撤职，韩村外委张德仁、羊尔庄千总张成德各打八十大板。这个案子没直接涉及到纪晓岚，但也不免让他出了一身冷汗。
          这事过去不久，又接连发生了王锡侯《字贯》案，这也是修《四库全书》期间发生的一件“大案要案”。
          这王锡侯，字韩伯，是江西新昌的一个举人，他看到《康熙字典》这本工具书有些不太好用的地方，就想在这本书的基础上再加工一下，就弄了一本《字贯》出来。
         《康熙字典》是康熙年间由文华殿大学士张玉书等人奉诏而编的，共四十二卷，依据《字汇》、《正字通》加以增订而成，载古文以溯其字源，共收录了四万七千零三十五个字，这本书于康熙五十年（1716）印行。全书的音切、释义，杂糅罗列，疏漏很多，后世学者指出其讹错竟达两千五百八十八处。
          王锡侯编《字贯》，本意就是依照《康熙字典》的分部方法，列其总字，注明类别、音切、释义，又参照《尔雅》的体例，凡天、地、人、物四类，下分四十部，每部配以千字文。为什么叫《字贯》呢？意思是说一个个字好像一枚枚铜钱，需要有一根绳子把它们串起来。对于一种工具书，不断进行加工修订，使之更加科学化，这本来就是一件好事。
          但是王锡侯被他的同乡王泷南告发了，罪名是妄改《康熙字典》。江西巡抚海成，布政使周克开，按察使冯廷丞，这几个人都是锻炼文字狱的干将，整起文人来从来就不手软。接到举报，海成马上给皇上奏本，要求先革了王锡侯的功名，然后查办。皇上下旨把海成训斥了一顿，说你海成是怎么搞的，这么一件大逆不道的事只革去他功名像什么话？我看了《字贯》，一个小小的书生，竟改删改圣祖亲自下令编撰的《康熙字典》，而且在他私刻《字贯》的序文和凡例中，公然把圣祖和世宗的庙讳以及我的名字，开列出来，这是怎样的弥天大罪，这种大逆不道的事，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人要立即按照“大逆”罪处他的极刑。又骂海成等人，你们这些做人臣的，良心到哪里去了，尊君敬上的忠心又何在，你们对这样大逆不道的行为居然无动于衷，茫然不见，真是丧尽了天良。
          乾隆皇帝这龙颜一怒，海成之辈吓得魂飞魄散，连忙去王锡侯家抓人，株连九族，搞的鸡飞狗跳，就这样也没保住自己的一顶乌纱。来不及给乾隆皇帝上第二道奏折，皇上处分谕旨已颁发下来：
          王锡侯以“大逆”定罪，立即斩首示众；
          王锡侯的三个儿子，四个孙子，判斩监侯；
          江西巡抚海成判斩监侯；
          布政使周克开、按察使冯廷丞，降职为同知，受牵连的还有他们的上司——两江总督高晋，也背了个降一级使用的处分。其他相关人员——卷首题诗的、作序的，全部一体治罪。
          从《四库全书》纂修一开始，乾隆皇帝就直接插手编纂工作，他亲自制定收录标准，决定各书取舍，除摈弃那些不符合标准的书籍外，对所收录的书籍也一一加以审查，一旦发现有问题，即下令予以删改或抽毁或全毁。并且严格追究责任人，有关官员无一能逃其咎。所以往往闹得人人自危。有时一个字出了问题，就会脑袋搬家。
          清朝是满族建立的政权，乾隆对“夷、狄”之类的称呼十分敏感，单单这方面的文字狱就有几百起。纪晓岚处理这些问题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每当发现所录书中有“夷、狄”字样，就小心地予以改正，谁知这又让乾隆大为光火。乾隆四十二年，乾隆皇帝在上谕中说，昨天朕看《四库全书》馆呈上的《宗泽集》，看到集中将“夷”字改为“彝”字，“狄”字改为“敌”字，昨天看到《杨继胜集》中也做了同样的改写，而这两个集子中又有没改的地方，前后不统一。但是“夷、、狄”两个字在经书中多次出现，如果改掉的话，是没有道理的。比如《论语》中有“夷狄之有君”，《孟子》中有“东夷西狄”。又怎么能改？宗泽指的是金人，杨继盛指的是蒙古俺达汗，这些用不着避讳。吏部接到乾隆皇帝要求将此类问题加以纠正的圣旨，要严肃处理纪晓岚的罪责，最后还是乾隆皇帝网开一面，特批免除不予追究其罪，纪晓岚才逃过一劫。
          乾隆皇帝是个脾气很怪的人，喜怒无常，赏罚也往往出自意外。在编纂《四库全书》十几年的日子里，纪晓岚时时感觉着他头上就悬着那么一把剑，他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冤鬼。从《四库全书》纂修之始，乾隆皇帝就不断抽阅进呈书籍，一旦发现书中有问题，立即加以指责，有关官员无一能逃其咎。
          四库馆记过的规定是：三个月一次考核，讹抄疏漏者，一处即记一过，对记过多者，给以处分。比如总校官朱钤，六年内竟被记过2734次，另一总校官王燕绪，则被记过3705次。因为出了错就被记过，记过多了就被处分，所以一出了错大伙就互相推脱责任，闹了不少张冠李戴的笑话，纪晓岚就写了一首诗，贴在“四库”馆的墙上：
                  
                  张冠李戴且休论，李老先生听我言。
                  毕竟尊冠何处去？他人戴着也衔冤。
                   
                    
          这首诗告诉馆臣，有了错大家不要互相推，不要争执谁戴错了别人的帽子，你说别人把帽子扣在你的头上，那么你自己的帽子又扣到谁的头上去了，别人戴着你的帽子不也是一桩冤枉事吗。
          纪晓岚就曾被多次记过，仅乾隆四十五年冬，他就因校书出现错误而被记过二次。
          乾隆五十二年（1787），乾隆皇帝提取书籍审读，发现李清著《诸史同异录》这本书内有一些严重的政治问题，比如称清世祖“与明崇祯四事相现，妄诞不经，阅之殊堪骇异”，乾隆盛怒之下，下令将所有办四库全书皇子、大臣及总纂纪晓岚、陆锡熊，总校陆费墀等人全部严加议处。紧接着，复校内任四阁全书的官员又发现一本《古文尚书疏证》中有引用李清、钱谦益诸说而未经删削——这两个人的书是属于全部销毁之列的，别人书中引用他们的话必经进行删削抽毁，由于这部书当时是纪晓岚亲自办理的，乾隆皇帝指责纪晓岚粗心大意，并令其“删改换篇”，“自行赔写”。
          对馆臣的惩罚中，这是比较厉害的一招，即出了错误要自己花钱赔写，所以作为总校官的陆费墀受罚最重，乾隆五十二年的《诸史同异录》、《古文尚书疏证》等书出现大量错误之后，乾隆皇帝下谕令陆费墀“将文澜、文汇、文宗三阁书籍所有面页装订、木匣刻字等项，俱自己出资，依照文渊等三阁罚赔，妥善办理”。陆费墀因此赔光了家产，于乾隆五十五年，忧愤而死，死后，乾隆皇帝仍特别下谕给江浙地方官员，抄没陆费墀原藉的田房产业，只给他家留下一千两之数，作为家属的赡养，共余资金全部作为补三阁办书之用。
          这样一个为修书鞠躬尽瘁的学者，不但赔光了家产，还搭上自己一条命，而且死了以后还被抄家。把祖业房产用来赔写书籍。
          纪晓岚《乌鲁木齐杂诗》中有这样一首：
                  
                  一笑挥鞭马似飞，梦中驰去梦中归。
                  人生事事无痕过，蕉鹿何须问是非。
                   
          这首诗表达了他对人生无常的慨叹。在文化专制的白色恐怖中，知识分子的命运如同漂萍，他们的命运被一只无形的手掌握着，所以一种“人生如梦”的感觉时时盘旋在纪晓岚的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