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孔融比较两个梨的大小而取舍遂成贤人；毛泽东比较国共两军的力量对比而用兵遂成军事家；我们百姓日常进行柴米油盐粮菜质量的比较而取舍遂成生活行家。“比较”无孔不入地在我们思维中出现，时时刻刻地发挥着作用。“比较”这种思维方法在《孙子兵法》中有明确的表达，孙子在《计篇》中说：“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为这里的“校”就是比较、较量的意思。这句话是说通过比较敌我双方计谋，来探索战争胜负的情势。
孙子曾经提出过“经之”，是从大的框架上思考问题的，而后又提出“校之”，实际上是对“经之”的细化和补充。到底要“校之”什么呢，孙子紧接着提出了“七计”。
“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就是说，君主哪一方开明？将领哪一方高明？天时地利哪一方占得？法令哪一方贯彻执行？军队哪一方强大？士兵哪一方训练有素？赏罚哪一方比较严明？这“七计”谁占优势，谁就可以稳操胜券了。
校之，要注意可比性。只有对同类或近类事物才能进行比较，如果事物之间不存在可比性，那么比较就失去了前题和意义，并且极有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据《华西都市报》报道，北大教授、著名文化评论家张颐武在接受《新周刊》采访时，说出了“要像重视孔子一样重视章子怡，中国文化才会有未来”观点。就这样的观点是称作“家”的人说的，令人称奇。一位影响了中国几千年中华历史文明人物，乃至整个世界文化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人物，与一位名演员有什么可比性？至于当代影响力谁大谁小的问题主要是由传播力决定的，重视某个演员“中国文化才会有未来”的命题是不是有点那个？
校之，要注意系统整体性。从思维角度讲，分析与综合是两个不同但又不能分离的思维方法。这即是说不但要分析事物的各个层面、各个部分或要素，注意事物的系统性，而且也要进行综合，形成对事物的整体性认识。最典型的是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这的确是一篇善于“较之”的范文。毛泽东指出中日双方存在着相互对立的四个特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如果单单看到敌强我弱，就会陷入“亡国论”；如果单单强调我方优势，则容易导致“速胜论”。毛泽东通过比较指出，中国既不会亡国，也不会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终胜利是属于中国的。
校之，要注意历史性。比较时注意历史性就是不能就事论事，而应该以历史材料作为参照系，注意思维的逻辑与客观现实的历史发展进程的一致性，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造成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萨拉热窝刺杀事件，还是慕尼黑会议？其实这些都是些表面现象，根本的原因就是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它决定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永远不会消失，只会层出不尽；帝国主义推行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政策，必然导致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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