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市诗人董连猛的长篇诗作《黄河游》构制宏伟，气势磅礴，以饱满、昂扬的赤子之情讴歌了中华民族，讴歌了我们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淋漓尽致地表达了爱国主义的伟大主题。自出版发行以来，得到了文化界广泛的关注。在前不久召开的《黄河游》研讨会上，有诸多的专家、学者发表评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梁晓声、贾漫、石英等许多著名的作家、诗人著文予以誉扬。《人民日报》、《文化时报》、《老年时报》、《河北日报》等四十多家报刊、网站对这部作品进行了介绍和评论。为了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这部厚重的诗著，近日，本报记者就《黄河游》的一些问题对董连猛先生进行了采访。
记者：董老师，您好！首先祝贺您出版了大型长篇巨制诗作《黄河游》，更值得祝贺的是《黄河游》出版发行后，得到了广泛的关注。您是我们黄骅的诗人，我们为此感到高兴和自豪。您能说一下《黄河游》产生的土壤和背景吗？
董连猛（以下简称董）：正如你刚才所说，《黄河游》出版后受到各方面关注。已有几十家网站、报纸、杂志转载了有关消息，刊载若干评论文章，许多专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如著名作家梁晓声，他认为《黄河游》是“放歌黄河第一诗”，著名诗人和散文家石英认为，《黄河游》“不仅是董猛本人的一部力作，而且在当前诗歌（或曰诗词）创作中也应是令人瞩目的难得巨制。”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著名教授刘书林则认为，《黄河游》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补天”之作，对作品的认识，随着时间的延长“还会更加深入”。我感谢他们对于这部作品的肯定，这给我很大的鼓励。当然，一部作品的社会意义如何不是随便谁说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归根到底还是由作品本身来说话，由历史说话。
我们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中华民族辉煌的文明让我们每一个华夏子孙都为之自豪和骄傲。而这种文明和历史都是和黄河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生活在黄河边或联系到黄河，就会更强烈地感受到这种文明的承重感。看到那汹涌澎湃的黄河水不仅使人有承重感，更使人产生一种不可推卸的使命感。“我以我血荐轩辕”，这应是所有中华热血男儿的心声。
但是自鸦片战争以后，由于统治者的腐败和列强的侵略，我们的民族受尽了屈辱和苦难。为了翻身和解放，为了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富强，我们的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和百折不挠的斗争，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这个胜利，奠定了复兴的基础，凿开了我们中华民族航船前进途中的坚冰。毛泽东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的内涵是非常丰富和充满民族感情的。这种历史性变化怎能不激励我们每一个人？
黄河是我们民族的象征，是我们民族精神的载体。这就是产生《黄河游》的土壤和背景，也是《黄河游》要表达的主题。
记者：您的这部诗作长达12000多行，这在我国古今诗坛上当不多见。这部诗作的结构如此宏伟和谨严,天津著名诗人冯景元在阐述《黄河游》特点时曾说：“《黄河游》重在游，九言万颂，围着一个‘游’字写，是诗人的诗游、思游、心游、意游、兴游、景游、文游、志游、魂游九游。”是否抓住一个“游”字，就掌握了这部长诗的结构？
董：他说得很准，一个“游”字贯穿了全诗。一是空间，一是时间，所谓“广袤数万里，上下五千年”，抓住了这两条线就抓住了基本结构。当然，作品较庞大，总括10大章，70小节，还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来剖析。
关于结构，天津的刘乐群先生专门有一篇文章。他从艺术结构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可以参考。
记者：这么大型的作品，在写作前您一定进行了一个艰苦的构思过程。
董：这部诗稿的构思要追溯到我的中学时期。上个世纪56年到65年约十年间的时间我生活在兰州，就在黄河边上，“和黄河朝夕相伴。嬉游，玩耍，游泳，读书，谈心，生活，劳动，砥砺心志，抒发胸怀，一直到赴京求学，才恋恋不舍地告别了黄河。”我和黄河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情。正是这种感情，奠定了我与黄河同命，用饱蘸心血的笔歌颂黄河、赞美黄河，保卫黄河、献身黄河，“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信念，而且下定决心，“此身嫁与黄河水，生死愿同抛。”
在兰州期间，我经常在黄河边面对着浩浩荡荡、奔流到海不复回的黄河水背诵古诗文，诵读唐诗宋词，诵读屈原《楚辞》。吸纳黄河水的精神，吸纳中国古典文学的营养。大约在高中一年级末要考试升二年级时，一天我在黄河边一架高耸的水车旁复习功课时，望着黄河水背诵起《楚辞》来了。《九歌》里有一篇《河伯》，诗中说“与女游兮九河，冲风起兮横波。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诵读到这里，突然一下子在我心中产生了一种莫名奇妙的冲动。我真想同河伯一起顺着黄河做一次浩浩荡荡的“黄河游”。于是在想象中，我仿佛登上了昆仑山巅，看到了驾龙乘车而来的河伯，我的心“飞扬兮浩荡”，放飞了起来，甚至产生了幻景，久久不能平息。这次冲动一直未能释怀，一直到这部诗作完成。这第一次“冲动”，决定了日后创作《黄河游》，也决定了这部诗作的基本结构形式。那时，甚至我还想到了《诗经》里的句子，《诗经》里有一首诗叫《河广》，本身很短，里面有一句说“谁谓河广？一苇航之”，这使我想到“乘一叶扁舟”，直下东海。总之那时，要创作《黄河游》的想法以及它的基本形式就定下来了。
当然，在那以后就有意识地作了许多资料的积累和思想沉淀的工作，一直到我有时间开始动笔创作。
记者：听说《黄河游》创作时正值您人生的低潮，在那种情境下，为什么还能创作出这样充满“大爱”的作品？
董：首先这是一个人的胸怀问题，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很多搓折。真正的人要善于应对这些可能遇到，甚至是出其不意的曲折。另外，作为华夏子孙，从小就受到爱国教育，这种对祖国、对民族诚挚的爱，是九死而不悔的，是任何人、任何事都改变不了的。
记者：长诗以黄河为主弦，弹唱出爱国主义的伟大主题，通过对中华民族及其精神和文明史的颂扬歌颂了我们伟大的祖国和人民。这一点在诗中随处可见，许多专家和学者都著文予以充分肯定。我想问，诗中有整整一章写“水府之梦”，其中写了文瑾这个人物。请问，这和主题有何关系，实际生活中是否有所指。
董：谢谢你问到这个问题，已经有许多读者问过我类似的问题。在这里一起回答一下吧。
长诗中还有两个占整章的神话故事，都是从时间纵深角度写我们民族悠久历史和伟大精神的。“涿鹿之战”是古已有之的神话传说，诗中进行改写把它具体化了。“大鲧治水”则做了全新的创作。大鲧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他不正代表了我们的先人为了人民和子孙后代的利益排除万难、英勇奋斗、无私奉献、前赴后继、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吗？
关于文瑾，长诗中已有介绍。文瑾是黄河仙子，是黄河的女儿。诗中的“我”和她有着刻骨铭心、又感人至深的爱。这是一个虚拟人物，我把她看作黄河的精灵，在诗中她也是黄河的具象。对她的爱就是对黄河的爱，就是对我们民族的爱。《黄河游》的序中曾这样写道：“这是我魂牵梦绕的爱，伟大祖国的九曲黄河。”“我全身心地沉浸其中，灵肉都化入你的雄浑！”这是直接对黄河倾吐的感情，而对文瑾表达的诚挚而又深厚的爱，正是对黄河爱的具体而又形象的体现。顺便说一句，读文学作品，对其中的人或事，常有人进行比附，这是人们易犯的一个毛病。实际上是要不得的。
当然，文瑾又是作为一个具体人物出现在诗中，她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性格，应是来自生活，否则，再给予她伟大的思想和形象也会苍白无力。长诗通过文瑾表现了我们民族的高尚情操和伟大精神。这也正是全诗主题所在。
记者：董老师，贾漫先生在给您的长诗《黄河游》所做的序中说，《黄河游》“写于那个打倒一切的动乱时代，是何等的艰难与来之不易！不要用2005年的眼光去挑剔1973年的青年人。”还说，“既然2005不要苛求1973，1973也无法限制2005，2005年以后的读者会对这部洋洋万行的《黄河游》发出自己的议论，化为议论的微波，这叫后浪催前浪，愿议论的微波化为惊涛骇浪。唯此，才能推动万里黄河充满活力与魄力，以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天地之间。”怎样理解这段话？
董：这里我首先感谢贾漫先生给《黄河游》作序，用满腔的热情对《黄河游》及其创作予以肯定和揄扬。贾漫先生是一位很早就成名、并有成就的老诗人。如同刘小放先生一样，他对家乡的诗友总是给与支持，在各方面予以帮助。我平时就收益不少。贾漫先生和刘小放先生是我们家乡的骄傲，我常为之自豪。
对于贾漫的话我有两点认识。一，任何作品都有时代的局限性，随着时间的迁延，内容和形式都会有不合时宜的地方。这应采取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于过去写的作品要尊重其原貌，除了艺术需要进行必要的修改，使之精益求精外，不要随风刮，左改右改就失真了，那不好。这一次我在整理《黄河游》时也有修改，但大体遵照了这个原则。这一点我在《后记》中作了说明。
同时，期待和欢迎文艺批评。一部作品出世，需要批评，需要批评家、专家和各界人士的批评。只有在批评的锤炼中，才能产生好作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有文学艺术的春天。我想贾漫先生是在渴望着一个文艺思想活跃、万马奔腾的形势的到来，如果能借此有一个文学界的讨论一定会对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大有裨益。
我们应该幸运的是，今天，政治清明，社会民主，制度改革，政策开放，言论自由。社会进入一个太平盛世。过去那种打棍子、戴帽子，形式主义猖獗，形而上学盛行的现象不会再有产生的土壤和气候了。
这里我还要表个态，我本人不惧怕批评，我诚心诚意地欢迎批评。各种形式的批评都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