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有真正的爱心的人——走进邵燕祥的精神世界--沧州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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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有真正的爱心的人——走进邵燕祥的精神世界

cangzhou168.com　　发布：2007-11-26 16:29:13　　来自：转载　　浏览：次

2006年10月25日至26日，我国著名诗人、杂文家邵燕祥先生到黄骅参观访问。其间，接受笔者采访。采访期间，邵老认真回答笔者提出的问题，平易近人、学养丰厚，谈话间展示着先生广阔的视野和忧国忧民的胸襟及正直真诚的人性光辉。无不给我们以做人与做文的启迪。可以说，黄骅一行，邵老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以下是记者对邵老的采访。

    记者：邵老师，您好！首先感谢您接受我报的采访。您写新诗，也写旧体诗。一些人，特别是一些老先生，对新诗很不以为然；另一方面，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他们对旧体诗也是望而却步，认为好的古体诗都让古人写绝了。您怎样看新诗与旧体诗之间的关系？请您谈一谈自己的创作经验和诗观。
    邵燕祥：关于这个问题其实说来话长，不是一个短短的答记者问能够说清楚的。但是，我呢，是既写我们“五四”以来开创的新诗，也写我们传统形式的格律诗。我是主张适合于写新诗的就写新诗，适合于写旧体诗的就写旧体诗。我不是刻意地去找什么诗，或者立定今天要写一首新诗或是一首旧体诗，我总是等着诗来找我。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一个触发、启发，一个激活，或者从朋友的言谈当中，从看书的字里行间、自己的一个遐想当中，忽然有一个念头，甚至就一句话，有时它出来的时候，我想这就是一句新诗，或者恰恰就是五言或七言的旧体诗。往往就以这个作为一个基因，我就把它升华出一首诗来。而且，从我的经验来看，特意写诗，那么摊开了纸一行行地那么写下去的，往往有时候有许多人工迹象。因为诗不长，它不像写长篇的散文、小说，需要先写题纲，考虑结构，甚至讲究什么起承转合，都不是那样的，很自然的，有的时候一首诗在一个人坐在车上沉思默想的时候，忽然就形成了。所以，我经常处于一种不自觉的状态，当然，这种不自觉呢也不是我有什么天赋的东西，而是因为我平常很多年来读了很多好的新诗，或者读了很多好的旧体的格律诗。
    我倾向于写新诗就基本上写自由诗，我这个自由诗包括有些人企图建立新的格律诗。而如果我们写旧体诗，那么就要按旧体诗的规矩，旧体诗的格律、平仄对仗，还有其它的一些具体的技法上的要求来写，不要写一些半通不通的，然后说我是把旧体诗进行了一个更新，那样实际上是自欺欺人的行为。我现在的旧体诗，因为是半路上出家，基本上1958年以后才开始比较多的写，离真正进入传统诗歌的登堂入室还很远，所以，我始终把它们叫做打油诗。
    记者：您认为一首好诗有什么标准？
    邵燕祥：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看了以后，在视觉上，特别是在心灵的感觉上能够产生共鸣，我想这个用不着别人说，这个读者就会承认这就是一首好诗。而读者的层次、阅读习惯、审美情趣，还有深入诗歌的感受能力，都是千差万别的。就像我们说的“一百个读者有一百个莎士比亚，一百个读者有一百种《红楼梦》，他们想像当中有一百种不同的贾宝玉、林黛玉”一样。当然，越是好的诗，在不同的读者当中越会引起丰富的联系。一方面诗文本身给你提供一个这样的文本，一方面还要有读者作为受众这方面在阅读过程当中的再创造。他的想像力，能够把诗、文章中显现的景或情在自己的头脑中重新还原，还原出来的东西是各种各样的。
    记者：您是以写诗出名的，以后从写诗到写杂文，您是自觉的吗？是因为杂文更能担负起为民请命的文学责任吗？
    邵燕祥：它是这样的。因为我原来写诗的时候，至少到80年代为止，我的诗也是向社会发言的。既然向社会发言，有的就直接以思想的面目出现了，诗里有时就有议论。而古人说：文是饭，诗是酒。说实际的社会生活、现实生活它是米，你把它煮一下子就成饭了，但你要做成酒还要经过发酵这样一个醇化的过程。所以，有时你要急于对社会发言，要及时地做出对若干社会现象的反应，就来不及把米先煮成饭，再发酵，等它变成酒，变成诗，干脆就以饭的面貌出现好了。而且杂文比诗更适于对社会发言，及时对社会上的一些现象做说理和批评。这样，我就基本上从80年代开始，也写诗也写杂文。后来，因写杂文多了，诗在数量比例上就显得相对少了。
    记者：您觉得写诗和写杂文的思维方式有什么不同？
    邵燕祥：杂文可以有形象，但它基本上是逻辑思维；而诗里面可以有逻辑思维的成分，但基本上以形象思维为主，甚至于写诗应当允许有一些超经验的成分，而超经验的这部分绝对不适应写杂文，它包括幻觉、潜意识、通感甚至是错位的东西。
    记者：孙郁先生在其《百年苦梦》中，对您有这样一段评论“邵燕祥的存在，至少提示着我们，中国文人的苦路正长，奋斗正长，心念正长。这条苦路上的一切探索者、思想者，都是我们民族的脊梁。倘若没有脊梁存在，我们的精神天空，会是何等的苍白啊！”您能就这段话，说说自己的感受吗？
    邵燕祥：孙郁先生的这篇文章我读过，对我有许多过誉的地方。要说民族的脊梁谈何容易，其实我写杂文只是说了一些常识，根据常识、常情、常理，说到一些对社会现象的看法。80年代——90年代，那时写杂文的人比较少，这样，我写了一些东西，发表的机会比较多。这样呢，人们就有了那么一个印象，邵燕祥爱说些真话，说些大家心里有没有说出来的话。说实在话，跟读者我就是把心交出来，说些大实话，说些常识，如此而已。
    记者：周国平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一个真正的作家必有一个或者至多几个真正属于他的问题”，在您的写作生涯中，属于您的问题是什么？
    邵燕祥：属于我的问题，因为我自己并不是很自觉的，但是经过很多年过来，回过头来看，贯穿我作品的一个主题就是：要求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享受一个人应有的尊严和权力；作为一个公民，应该充分的享有实实在在的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权力。所以，现在看来，我的杂文很杂，涉及的题材也很广，但它核心的东西还就是这样的。希望像我们很多年前参加革命的时候所期望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能够做的像一个人那样。
    记者：巴金曾经说过“我写作不是因为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的国家和人民，我有无限的爱。”您怎样理解这句话？
    邵燕祥：作为一个作家，他是要坦露自己的真心，真的爱，而不是做秀的虚伪的东西。如果没有真的爱，不管你是怎么样的写得花里胡哨，也不能够打动读者的心。而我们说的爱祖国也好，爱人民也好，爱人类也好，这个祖国、人民和人类都不是抽象的。比如我们吧，如果你不爱我们身边的那些亲人、朋友，那些和我们朝夕与共的、每天同在一个城市里或者同在乡村大路上行走的这些普通人，看到我们周围的群众他们生活的疾苦或者屈辱无动于衷，这样，如果还在写文章说我怎么样爱人民、爱祖国，那都是一文不值的假话。
    记者：在祖丁远写的《邵燕祥印象》中说“只要与邵燕祥见面接触过的人，大家一致的感觉，他是一个十二分的老实十二分的本分之人”，铁凝也曾说过“老实是最大的智慧”。您怎样看做人与做文的老实？
    邵燕祥：我记得我最早写文章写诗的时候，听人家讲“做人要直，做文要曲”。就是说做人应该很直率、很率真、很坦诚，那么做文章、写诗呢，太没有含蓄、太大白话，让人没有回味呢，就不是优点而是缺点了。说实在话，我写的文章有的时候没有很高的技巧，还不善于用曲笔，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过于直露。但直露有一个好处，有些一般的读者不可能用很多的时间来反复读你的文章、体会你的言外之意的时候，因为我说的直露呢，大家一下子就看明白了，说到我们心里了，这对于我一个作者来说，这是我最大的欣慰。如果我的话能说到读者的心里或者进一步我还能说出读者心里的话，那就是说我这篇文章没有白写。
    记者：您怎样理解“为了艺术而艺术”和“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这两个看上去有些矛盾的理念？
    邵燕祥：关键是不要把艺术当成一个作家身外的工具，而是热爱艺术，把艺术当作自己的生命。这样，才能进而谈到达到做人和做文的统一。我们谈到的作家的责任感，如果这种责任感是外在的，而不是自己发自内心的一种责任、一种爱、一种内心的冲动，那只是接受一个任务。即使用所谓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打动人的力量也会受到限制。而能够感动人的是你自己首先感动了，你自己的心灵受到震颤，你把它经过一定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才能使别人的心灵感到震颤。因此，我们在强调社会责任感的时候，要切记一种急功近利的想法。那样，就很容易走回过去的文学艺术只是宣传工具这条老路。实际上，也没有完全的百分之百的“为艺术而艺术”。如果一个人他以自己的艺术为生命的话，那么，他所塑造的艺术品必然表现出他自己本人的真正的内心世界，他的思想倾向，也还是有一定的社会意义。这个东西，如果不结合具体的作品来谈，这么抽象地来谈，很容易变成一种文字游戏的空话。但归根结底，就是说，不管你写什么题材，是不是你自己真正的灵魂、心灵的生命。鲁迅说过：“水管里流出来的都是水，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什么样的人，他的精神世界是什么，那么，他写出来的东西，他所创作的艺术品，总是他本人的精神高度和向度的一个外在表现。
    记者：您认为文学的价值和存在的理由是什么？
    邵燕祥：就是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要。精神上的需要包括很多方面，从一个小孩来考虑最能体会。小孩喜欢听故事，这就是对叙事文学的需要；小孩喜欢听歌谣、念歌谣，这就是最原始的人对诗歌欣赏的需要。而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无论是叙事的需要还是抒情的需要，它包含的内容就更丰富了。在他缺少欢乐的时候需要从作品中寻找欢乐；在他缺少力量的时候需要从作品中吸取力量；在他缺少社会知识的时候，作品中能够展现社会万象，能够增加他的见识；有的时候，甚至是自我安慰的需要。人们可以从中体验到自己没有体验到的东西，使得自己的精神向度更丰富。
    记者：您觉得作为一个作家，他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邵燕祥：这很难说，不像高考有一个分数线。还是首先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好人，一个有真正的爱心的人。因为你就是对社会上的负面现象、对坏人坏事的憎恨之情，也是要从你真正的爱心出发，才能生长，才能持久。

              邵燕祥简介

    邵燕祥，诗人、杂文家。浙江萧山人。北平中法大学肄业。１９５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诗刊》副主编，中国作协第三、四届理事。著有诗集《在远方》、《迟开的花》、《邵燕祥抒情长诗集》等八部诗集和诗选，还有诗评集《赠给十八岁的诗人》、《晨昏随笔》，杂文集《蜜和刺》、《忧乐百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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